Bsport体育：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迁移丽水地区始末及其对驻地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迁移丽水地区，以云和县治为中心，分驻全区各地，时间长达8年多(其中云和为省会4年时间)。丽水地区一度成为浙江省的后方基地，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省址的迁移，对丽水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1945年10月在云和写的《五十回忆》一书谓：“云和作了临时省会，虽然增加了当地人民许多的负担，但同时也助长它很多的进步。”
1937年4月，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派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阮毅成到丽水，与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余森文，就“万一战事发生，杭州沦陷，处州可以为持久抗战，担负什么任务”的的问题，进行谋划。阮到丽后，经与余及丽水县长密谈，并详细调查了处属十县的自然地理、交通电讯、粮食兵源等情况。丽水地区多山隐蔽，远离铁路线，各县县城和重要乡镇已通电线个县通公路等条件，决定了“后方基地”的客观地位。阮为此专程赶杭向朱作了面陈。遂决定丽水作为第二临时省会，令第九区专员做好省政府迁移丽水地区的准备。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以黄绍竑为主席的浙江省政府秉承前主席朱的旨意，在迁治永康县的同时，将省建设厅、教育厅迁至丽水县。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伍廷飏被指派来丽水，负责建立浙江省抗日后方根据地的工作。1941年5月，日寇进犯诸暨，向金华逼近，浙江省政府自永康县方岩乡迁至松阳县。未几，金华告稳定，是年8月6日仍迁回永康原址。1942年5月，日寇大举进犯浙赣路，永康又告紧急，省政府再迁松阳，尚未及开始办公，闻衢州、龙游皆已失守，决定改迁至云和县，并正式决定以云和县治为临时省会。1942年6月24日，丽水县第一次沦陷，复迁至景宁、龙泉、庆元一带分散办公。是年8月28日，丽水收复，仍迁回云和。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迁返杭州。省治迁移云和县期间，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云和城镇、小顺乡以及龙泉县兰巨乡、庆元松源镇等地建有公馆，作为战时栖身之处。
跟随省政府迁移的单位甚多，总数不下四百个。有省政府直属机关及下属单位，中央和外省派驻浙江的机构及本省各市地的单位，还有盟军代表团。党政军特，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新闻出版，各等单位都有。时间有先有后，长短不一。长者七、八年，短者三、四年。驻地十分分散。以临时省会云和为中心，沿公路线，驻扎在北起缙云县壶镇，南至庆元县，东至青田县，西至遂昌县，纵横500公里的县城、集镇和较大村庄。不少单位下设办事处、通讯处、分厂、分店、分校之类机构，总部与分机构分驻数地。省教育厅驻景宁县鹤溪镇，在云和县设办事处，厅长许绍棣(省政府、省党部委员)，每周由景宁坐轿至云和参加省政府或省党部会议。
随着形势的变化，自北至南，从紧靠公路的乡镇，到不通公路的偏壤山村，迭次后撤，辗转更换地址。离临时省会云和数十到上百公里，交通极不便利的景宁县东坑、沙湾、梧桐等山村，亦有单位迁往。迁移次数少者两三次，多者五六次。每次搬迁时间短促、来去匆匆。《浙江日报》社原设在丽水县碧湖镇赵村，自1944年8月22日起停刊，迁往龙泉县宫头，在交通、搬运、经济等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花4天时间，8月26日即在龙泉县新址复刊。
机关单位所到之处，全部祠堂、庙宇被用作办公处所，驻地民房挤满员工及其眷属，甚至灰铺、凉亭也住着“避难”的人。人口骤增20多万。
省首脑机关的入迁，一批从杭州、上海、无锡、武汉等地来的党员、进步文化人士、爱国青年汇集丽水地区，与政府、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间，驻地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不抵抗政策的爱国热潮，极为高涨。
各界人民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与省属机关学校的大批公教人员结合在一起，富有成效地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尤以抗日宣传最有生气。形式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日出》、《雷雨》、《升官图》等抗日救亡节目和大型现代话剧;在集镇、乡村的墙壁上绘制大幅抗日图画、标语和刊出壁报;举行时事图片展览;办民众夜校，招收青壮年文盲及失学儿童，等等。驻丽几十家出版、发行、新闻机构，纷纷出版抗日书刊，印行总数为少于一百种。
省内各地一批又一批为了“效命报国”的青年，踊跃投军，云集省会，奔赴前方。驻丽水碧湖省立临时联高、联初、联师三校，“报名应征青年达126名，占全省各单位各地区人数比率的第2位”。位于浙北安吉、长兴、孝丰三县的95名青年，请缨杀敌，从孝丰报福会镇出发，步行25天，首批来省会集中。
由团体发起或个人自发进行的“募捐劳军”活动，风起云涌。《东南日报》社于1940、1941年，两次发起的“慰劳浙东前方抗日将士募捐”活动，盛况空前。各机关团体以及商人、学生、厨师、店伙、华侨等热烈响应，踊跃捐献。 以至乞丐也献上一角。总计募捐20多万元。1945年春节，临时省会所在地云和各界组织筹备会，发动民众捐得猪肉、黄酒、年糕、青菜、鸡鸭、粽子以至奎宁丸等实物，连同募款价值100多万元，并派出代表，分别对驻云部队的22个单位进行慰劳。特别是丽水碧湖省属机关、学校5名青年，书写15万幅春联，串村挨户义卖，将所得之款捐献，以及龙泉县中小学生，为抗战将士编织草鞋3000双，于“七七”三周年纪念前运送前方，更为感人。
驻丽水、云和的浙保三团和新编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三十二师，1942年8月5日在云和方山岭痛击企图入侵云和的日寇，战斗持续两昼夜，歼敌甚多，迫使日军败退。1944年8月25日，日军梨岗支队和七十师团3000多人，伪军3000多人，分三路进犯丽水，受到新编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的顽强抵抗，团长彭孝儒以下大部献身。
入迁云和新办的工厂上百家。有连人带机器拆迁的，有机关单位和企业人员私人开办的。霎时间，工业几成空白的丽水地区，形成了有机械、印刷、染织、造纸、医药、电力、化工、皮革、文具和粮油、木材加工等十多个门类几千种产品的“后方工业”区。尤以生产战时军民必需品和利用当地原料的厂家为多。最兴旺的是造纸、染织、印刷和兵器制造等业。利用当地毛竹为原料的造纸厂有六七家;生产布匹、内衣、纺绸、毛巾、袜子等棉针织品的染织厂有14家;印刷科教书、报纸杂志和各种簿册的印刷厂有13家。
兵器制造主要是浙江铁工厂。从杭州铁工厂拆搬了二三十部机器，集中杭州各工厂撤出的部分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于1938年在丽水大港头建立。依照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支捷克式轻机枪和一支比利时式步枪及一枚手榴弹，进行兵器制造。后发展到有4000多名职工、千余部机器，下设大港头、玉溪、石塘、小顺4个分厂，成为驻地规模最大的一个厂。每月可产步枪1000多支，轻机枪50多挺，手榴弹、枪榴弹五六万枚。产品远销广西、贵州、福建、广东、安徽、甘肃等地。要本战区与本省的销售，更是普遍。1942年浙江铁工厂由中央兵工署接管，留下在大港头分厂，以生产地方所需的大小引擎、工作母机、新型农具和水力、榨油、碾米、纺织机械等产品为主。与此同时，驻龙泉的浙赣铁路局，也将路段多余机器拆搬到龙泉，利用火车上的轴钢，制造迫击炮及重机枪等枪械部件。“在瓯江上游，无形中变成一个军事工业区”。
入迁机关单位办厂者颇多。省手工业指导所从1938年7月16日建立之始，“先循衣、食、文化三大路线家。在云和、丽水、龙泉三县分设工业推广区，区下划分若干分区，分区设示范场一所，职责为：“①手工业良法推广示范;②手工业应用原料及工具之贷放;③手工业学员及工人技术训练。”与此同时，“创造染织实验场(后改称染织改进场)于云和县，农业制造场于丽水县碧湖镇，纸业改进场于龙泉县，旋又设纸业分场于庆元县竹口镇。”为“孵育近代化工业之胚胎”，又于1939年在丽水县先后创办工厂4所;城郊印刷厂、岩泉文化工具制造厂、碧湖面粉厂、水南染织厂。各厂之设备，大部分系自行设计制造。生产之产品不下数十种。1939年度生产经营额30余万元，扣除上年之亏损，尚盈余4万多元。“为指导手工业技术，示范良法”，1940年11月，“将各场厂产品及手工业工具图表等，巡回展览。第一次展览地点为龙泉、云和、景宁、青田、碧湖、松阳、遂昌等各处，展览品有300余件”。省地方银行根据省政府“兴办战时生产事业，与敌伪开展经济斗争”的指示，提出“平时银行养企业，战时企业养银行”的业务工作方针，办了14家企业。省建设厅也办厂10多家。
为解决“后方基地”的无电困难，省建设厅迁丽水后，即提倡水力发电。先在丽水县太平试办水电厂，获得初步成功。经数度改良后，又于1943年继续在云和试办。在云和城郊引溪水建了一条“惠云渠”，由浙江铁工厂设计、制造机械。建立云和水电厂，供应城郊各机关、学校、商店、居民3000多盏电灯;并利用渠水，灌溉农田6000多亩。云和水电厂建立后，划归国家资源委员会与浙江省合资经营的浙东电力厂，为下属之分厂;浙东电力厂同时在丽水龙泉设立分厂。丽水分厂有灯头3046个(注：云和、龙泉、丽水三个分厂，1946年1月拨归浙江省办，1947年4月交由各地开办)。
众多工厂的迁入和创办，为驻地群众提供了暂时谋生的机会。在龙泉、缙云的救济工厂，一批出征军人家属和失业青年得到就业。《东南日报》社丽水分社印刷厂，146名排印技工和勤杂工中，就有30多名从驻地招收。
1938年1月1日，省农业改进所迁松阳县;随之，省建设厅先后在丽水太平、青田海口、松阳古市、云和小顺、龙泉八都、遂昌大柘、王村口、庆元竹口等地建立“经济建设实验区”;不久，省粮食增产督导办事处在丽水县成立，继迁松阳县。这些机构，立足驻地，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对战时发展农村经济的尝试，以及对粮食增产的指导等进行了探索性的工作。一是建立中心农场。省农业改进所除在松阳、庆元县建立办事处外，在处属各县建立中心农场(含示范场、农林场)和一批试验场、繁殖场、原种场，进行作物种植和畜禽繁养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工作。云和县经省政府委员会1323次会议通过，在战时特别预备经费中拨出15万元，建立示范农场，种植蔬菜，供应机关、市场。景宁县由省拨款20万元，在县农林场辟设“省会菜圃”，征调农工20多名，土地30多亩，专种蔬菜。二是传播生产技术，培训农技人员。省农业改进所派出40名农技人员和经考试合格的征用人员38名，分别到各县举办农技人员训练班，并印发标语、宣传大纲、农业浅说、农技指导手册等资料20多种，下发各县，进行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各“经济实验区”设置合作指导员、技士、技佐或技工3至5名，主持科技推广工作。三是推广优良品种。以粮食作物为例，在省农业改进所驻地松阳县，推广的水稻良种有早籼南特号503、505，中籼1号、8号、10号、龙凤尖，晚灿9号、晚粳129号等;小麦良种的莫氏101、105，浙农17号等，其中中籼1号、8号、10号、龙凤尖，一直到建国后，在单季稻地区仍是农民喜爱而普遍种植的良种。番薯良种南瑞苕、胜利百号，至今仍以质量好著称。在养猪著名的丽水县碧湖区设种畜繁殖场，购进优良种猪，进行繁殖，其仔猪体态及发育状况均较土种为优。在景宁、丽水、云和、松阳、庆元五县还建立陆稻良种示范区。四是提倡垦荒，种粮植桐。尤以各“经济实验区”为普遍。形式有垦荒队公垦、合作社公垦、农会公垦和保民公垦等几种。丽水县太平区，1939年、1940年进行的两期垦荒，第一期垦植8000亩，第二期垦植13600多亩。龙泉县八都区共开垦荒地9792亩，其中种植水稻2075亩，产量3780担;种植玉米3567亩，产量7000担。种植马铃薯4080亩，产量17355担。利用荒山荒地，推广种植油桐甚为普遍。据《东南日报》载，1939年由省农业改进所选购、发放种子，由县农要场派技术人员指导，共计发放种子27388斤，种植面积10871亩，种户1139户。五是扩大冬种作物。在耕作制度上，改单季稻为“一稻一麦”两季。据1942年浙江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称：处属除庆元、宣平外的八个县，是年冬种面积比去年增加82666亩。龙泉县八都区，1939年扩种冬作物面积24368亩，除农民自种麦种外，由实验区贷放麦种19250斤。八都区所辖的11个保，增加小麦产量1000多石。
杭州等一批商店迁入，一批适应机关团体学校生活服务需要的经营机构应时而生。被称为“云和县是政治中心，龙泉县是经济中心”的浙南两大都会，以及丽水县城镇、碧湖镇、缙云县壶镇等集镇，市面空前“热闹”，商业顿时繁荣。龙泉县龙渊镇，一时拥进130多个机关单位。饮食旅馆、服装百货、茶室浴室、理发照相、钟表眼镜、洗染织补、医药文化用品等商店随之发展，共有46家。著名的上海老大房食品店，杭州采芝斋食品店，知味观、天香楼酒家，毛源昌眼镜店，亨达利钟表行等均迁移龙泉，设立分店。丽水县城镇，“酒菜饭馆旅馆业乘时而起”，抗战头两年，“总计增加一百余家之谱”，“自府前街以迄大水门，各商店装置皆仿温州式，几与永嘉五马街无异”。浙闽边界的庆元山城，仅后田村一地，就增设商店50余家。在云和、龙泉县城还专门设立“盟军招待所”，“招致青年妇女，奇装艳服，”，供盟军人员吃喝玩乐，“泄其”。
自1938年8月开始，“为阻止敌机械化部队深入”，对自永康经缙云、丽水、云和至龙泉和自碧湖经松阳、遂昌至龙游溪口的公路干线，进行“择要彻底破坏”，后根据驻地机关部队运输之需要，对地区内丽水至福建浦城、自龙泉至庆元小梅和自碧湖至龙游溪口的路段，以及县内道路，又进行了修复。
当时，在丽水的“省交通管理处能行驶的汽车，不到20辆，私人的货车，也不过二三十辆”。汽油供应不上，用煤油、樟脑油代替。丽水地区樟树颇多，每株可炼油三至四担。因此，“ 交通便利的地方，樟树差不多砍完了”。
单靠汽车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在陆路以“手拖双轮车”代替。省食盐收运处的手车队伍最为庞大，“据说有2000多辆”。“在丽水至金华的公路上，手车穿梭似地不绝往来”。“所有手车之胎，几乎都是千疮百孔，甚至没有胶胎就用两个钢轮在路上辊着走”。“两浙盐务局造的木轮板车，木轮上加一条破汽车胎的橡皮，也就算是一种新的发明了”。1940年冬，为加强人力运输管理，在丽水设立省驿运管理处，对区内的人力运输工具实施管制。登记造册，统盘筹划，以发挥更大的效力。
1945年日寇投降后，省人力车职业工会专门组织运输队，为各界办理公私运输。省驿运管理处也从龙泉、浦城方面调来胶轮手车100辆，专驶云和、碧湖、松阳至溪口线。丽水地区至杭州，沿途派部队警卫，以策安全;并在沿线个县设立服务站，办理过境人员食宿医药等事宜。
在水路，则大力开拓瓯江水运。“本省党、政、军、文化、工商业的中心，差不多在流域内”。上游各县军公民食，皆靠瓯江船舶运送，“至于食盐。不但以上各地要籍瓯江舶运。即闽北、赣东、皖南等，亦即赖此江转运龙泉起卸，分送内运”。1939年省战时食盐收运处，征雇民船600只从丽水至龙泉、云和、松阳等地，月运2.5万担。1932年2月在丽水碧湖设立瓯江船舶运输司令部担负粮盐等军民之急需品运输。是年，水运粮盐达数十万之多。各种转运行、总公司、服务社之类的水运机构“新军突起”。丽云龙快船公司按日由丽水、龙泉两地对开。局村至丽水另有专班，亦按日开行。《丽水县政治志资料》载：“瓯江自塔下、夏河、大水门、小水门以及桃山、溪口等处，常常停舶大小船只近万艘”。《五十年回忆》称“瓯江小船，据查有4000多艘”。
入迁的学校，既有小学、中学，又有大学，还有儿童保育院;既有公立也有私立，还有机关单位办的子弟学校，共有各类学校34所之多。
教育问题，成为驻地机关和各界人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39年夏，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若境内没有一所大学，每年毕业的高中生就没有升学的机会”。“虽然可以到大后方去读书，但战时交通困难，汇兑不便，费用浩大，没有多少人能去” 。“这样浙江人才的培养就受到极大影响。”于是，浙江省政府决定在丽水创办一所大学，第一学期招收各院系一年级学生440名，于10月22日开学。初名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后考虑是个“临时性名字，创办虽在战时，办理却不以战时为限”，故以陈英士之名，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籍示尊崇先烈，以永久纪念”。与此同时，国产浙江大学西迁后，“鉴于浙南一带青年失学者之众多” ，在龙泉设立分校，内设文、理、工、农、师五个学院，有学生400多名。为满足战时青年的上学要求，省邮电、银行、浙赣铁路车段办事处等单位也在龙泉、云和开办了8所子弟学校。
“后方基地”也成为收容、教育因战争失去亲人的难童和贫儿、孤儿的重要场所。1939年夏，战进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丽水县碧湖镇创办浙江省第一儿童保育院;接着又于1939年10月在云和县河上村增设浙江省第二儿童保育院，两院收容儿童近2000名。一院还附设幼稚及婴儿部，收容抗日阵亡将士和救亡工作人员子女及战区灾童200多名。
学校的设备条件拙差，而师生的教学情绪却十分高涨。浙大龙泉分校“一到时针自修，室内鸦雀无声，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或作业”，学习十分认线多名，颇多著名学者咸执教鞭于其中”。当地天主教堂的三名加拿大籍牧师，也在学校任课。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现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教授，宁波大学朱兆祥教授等等，都是当年浙大龙泉分校的学生。
多数学校都开辟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植蔬菜。湘湖师范办了个雪茄烟厂，生产的雪茄烟，“又甜又香，尼古丁降到极低的程度，成为当地战区后方的名产，供应外国来宾和高级人士消费。获利甚多” 。
学校的入迁，驻地一批无力出远门求学的青年，在家门口上了小学，跨进了中学、高等学府的大门。浙大龙泉分校400多名学生中，丽水地区籍考进的就有52名。湘湖师范在丽水地区办学8年，迁移数地，一路搬迁，一路播下文化的种子，无数丽水地区籍失学青年从此上了学。每迁一地还设立附属小学，向当地开放，使学龄儿童得到了上学机会。根据浙南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还采用“教育担”形式，把教育送到高山大岭间的小村去。在松阳期间，在校长金海观的赞许和积极支持下，利用校内师资力量，为松阳县创办了私立俭公中学。“在古市镇及附近乡村举办战时民众学校百余所，由湘师师生担任教员，受教民众有四千之谱”。
一批文化单位的迁入和机关学校各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使沉默的丽水山区，增添了不少生气。省图书室、杭州西湖博物馆先后迁移丽水、龙泉、向群众开放，丰富了驻地群众的精神食粮。浙江省通志馆1943年8月16日于云和成立，在相当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编纂《重修浙江通志稿》，在浙江修志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入迁机关学校出墙报、演出文艺节目，十分踊跃。湘湖师范学校于1937年冬建立“喈喈歌咏团”(原名“救国会音乐团”)，制订了团歌。“每周至少到驻地附近村庄举行一次音乐会。1938年一年中，就在校外举行音乐会达30多次。学校附近的每个村落，哪怕只有二、三十户的小地方，也被嘹亮的喈喈声所笼罩” 。
最为盛行的要算戏剧演出。机关学校业余剧团纷纷建立。浙大龙泉分校“芳野剧艺社”，湘湖师范学校“抗战剧团”在驻地素负盛名。曾多次上演过曹禺的名剧《日出》、《雷雨》、《北京人》和其他抗战话剧，在群众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龙泉民众剧场于1940年8月“八一三上海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前后，向全县各界公演四幕抗战名剧《黑地狱》。“省巡回戏剧歌咏团，于1940年4月成立。其主要工作为辅导各地戏剧歌咏团体之业务进展与加强战时动员民众之宣传活动。有团员20人，除主任外，设指导员2人，分任戏剧及歌咏之指导职务。团员经一个月之训练，即出发公演。第一期巡回地点为丽水之碧湖、大港头及云和、龙泉两县。前后演出《屠户》、《斗争》、《壮丁》、《天津黑影》、《最后一计》、《逃难到武汉》、《中国男儿》等十个剧本。歌咏方面，则奏演抗战歌曲，多至数十种”。1941年初还推进浙西战区，为前方军民演出。素喜演地方戏的缙云县壶镇，在入迁单位的影响下，出现了“话剧热”。驻壶镇的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省立金华中学上演《得意的人》、《麒麟寒》。跟着，由壶镇所有业余剧团组成“青年剧社”。驻丽水碧湖的省第一保育院，由难童组织“儿童剧团”，1940年儿童节前后，曾流动到各地演出。在大半年时间里，共演出二十多个剧本。临时省会云和，“自迁驻以来，人口日增，而娱乐场所迄无成立。为提倡正当娱乐，特集资在西门天右宫地方建立舞台，演出各种剧目，以供各界人士公余消遣”。
各种书画和时事照片展览频频展开。避地龙泉的金石画家和艺术爱好者刻石作画，宣传抗日，开展继承艺术之磋研。“为联络同好”，由西湖博物馆馆长金维坚等十人发起，组织龙渊印社，“向各界印发《筹组龙渊印社小启》，于1940年4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社友31人”。由“当代艺术巨子组合”的西泠印社携带潘天寿、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数千件，于1945年4月5日在龙泉展出三天。杭州各界业余研究书画集团莼社，也从各处征到社员书画作品200余件，于1940年6月在丽水碧湖等地展出。展出后还将展品100件义卖捐助“伤兵之友社”。《东南日报》社丽水分社于1944年3月在丽水举办战时时事照片展览，分“中国部”、“太平洋战场”、“新武器”等六个部分，照片274张。展出6天，观众达8000多人。
驻地体育活动风行一时。以省党政军要人名义的各种球类比赛一个接一个。省属机关学校、军队和驻地民众中的许多球类爱好者踊跃参加。在临时省会云和还花资5万元，在瓦窑地方建造了一个以黄绍竑名字命名的“季宽游泳池”(注：季宽为黄别名)。于1944年6月25日举行落成曲礼暨省会游泳比赛大会。先由英国军事代表团进行游泳表演，继分儿童、男女两组，举行20、50、100、400、1000公尺自由式和50、200、400公尺仰游比赛，参赛者有驻地箬溪小学学生和云和县机关职员共116人，当场给奖。
《东南日报》社丽水会社、《浙江日报》社、《正报》社等6家新闻机构，从丽水、云和、龙泉迭次迁移。在迁移过程中，饱受各种痛苦。《东南日报》从杭州沦陷开始后撤，先迁金华;金华沦陷，兵分两路，“一路由胡健中率领，翻仙霞岭撤南平;一路由刘湘女率领，就近撤丽水”。“在金华时，全部职工连家属，数达700余人。”撤退途中，因遭敌机轰炸、染病及落水致死者，竟有64人之多。个人财物受损失无法计数，遭敌之摧残屡屡发生。在困境中，一次次“劫后重建”，“迄未动摇”。《东南日报》丽水分社。“1942年遭敌焚劫后，新闻纸张艰困”，想方设法，从“龙泉、庆元、宣平及第五区(衢州)龙游改良造纸厂等处购得土纸200多令”，度过了难关。1944年10月日寇第二次窜犯丽水时，“逐段东撤至青田岭根，虽于搬迁动荡之中，仍改发简讯至26期”，“以效宣传之徽劳”。每次搬迁，以极高的速度和最大的热忱，期不负各方期望提早复版。在战时“发挥纸弹歼敌之最大战果”。
驻地的出版发行事业甚为兴旺。人迁和新建出版机构21家，发行机构37家。出版发行的书刊，一为抗日救亡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二为知识性读物和中学读本;三为马列、Bsport体育的著作和党的理论书刊。先后出版各种杂志69种，图书163种，约55万册。较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有：《战进生活》旬刊、《动员周刊》、《东南战线》、《文化战士》、《浙江潮》、《浙江妇女》、《合工十日》、《老百姓》、《刀与笔》等等。
这些出版发行机构，大多数为我党直接创办和领导。许多党员利用合法身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新知书店丽水分店”、 “浙东书店”等还是党的联络点和交通站。“浙东书店”接待过的党员就有新四军干部杨进(解放后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邵荃麟(解放后全国文联负责人之一)等多人。
大量书刊的出版发生，为驻地民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传播进步文化，激励抗日热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适应军政机关财物运输之需要，丽水地区各县皆建立民伕运输队。云和县于1942年成立民伕运输组织，名为“云和县战时民伕运输大队”(后改称第三战区云和民伕运输大队)，归县警察局管理，县警察局兼民伕运输大队大队长，并制订《管制民伕暂行办法》和《壮丁轮流办法》，实行乡保、甲分级负责，“严密管理，以应事变”，违者重罚。地处要冲的小顺、赤石等区乡，设有一至数百名不等的常备队和临时队，供随时调派。
伕役种类繁多，数额巨大。有挑运粮食(军、公粮)、食盐、疏散机关财物，为过境军政人员挑行李，抬轿子，接着伤患难官兵，破坏公路县道，修建驻军营房，构筑城防工事，修复手车道及建筑区公路等等。尤以临时省会所在地云和县，担负“伕役”任务最重。有的乡每个壮丁，每年担负伕役在两个月以上。有的乡男壮丁不敷征派，则以妇女及超龄男壮丁抵数。
伕运方式主要是肩挑，也有船运，大都白役。“鸩形鹄面”民伕，挨严寒酷暑，强忍饥饿，疲于服役，致病者甚多，有的丧生途中，有的忍不住痛苦，中途逃跑，被政府追缉，有家不敢归。造成“家破人亡，田园荒芜”者不乏其例。
过境军政人员频繁，为其筹措物料无法统计。云和县赤石区，区署成立“军民合作站”，专司“招呼过境军队”之职。其具体项目有为过境军队筹措粮食、柴菜、船只和代办膳宿，等等。名为“代借”、“代购”、“代雇”、实则“有借无还”，“代购无款”、“代雇白劳”，民众实在“招待” 不起。
后方基地的各种建筑应时兴起。号称临时省会“三大建筑”之一的“复兴馆”，以及丽水飞机场子和战时公路桥梁等等，其所需木料概由附近乡村征派。兴建“复兴馆”需木料共计12000根，大的两人合围，小亦五寸直径。每根木头从落山到城里，需三个工夫。全县每个丁每个摊派约一根。甚至200公里外的衢州建造飞机场的360万根大木料(直径20公分)和90万根毛竹，也从丽水地区的遂昌、松阳、缙云县征用一部分。时值隆冬大雪，不少民工因运木头不能回家过年。
除法定的赋税外，各种临时性的、名目繁多的税捐接踵而来。在龙泉出版的《浙江日报》，1945年8月29日二版社论《乡镇公粮平议》一文中披露：“就本社所在地龙泉而言，包括赋税、县税、劳力、公债、储券、献金献粮等，综计每人每年平均需负担2680.4元，每户9960元。”惊呼：“抗战以来，民众负担确实过重。”1944年5月28日，丽水县碧湖区区长在给第九行政督察区的报告中称：县令筹派的款物，有过境军政人员器具费、过境难民米菜金、警察日用必需品代金、警察所代办费、区队部粮款、区署置修理费、构筑工事费、防疫费等十三种，一次筹捐达163900元，大均约40元;大米13110市斤。
驻军所在地和部队过往之处，鸡犬不宁。群众养的畜禽被宰，种的果菜被食，家中的财物被勒索的事，屡见不鲜。稍有异言，轻者受谩骂，重者遭毒打，甚至送了命。十三师的一个团，于1940年至1942年，驻龙泉、庆元、景宁、遂昌、松阳五县的新兵。被拉来的壮丁不计其数。在两年时间，因饿、病、冻致死对和被活活打死、杀害的新兵数以千计。据当时被拉去埋葬新兵尸体的张水炎回忆：最多一天死亡18人。翁仁村的“对面山”几乎埋满了死人。乌鸦满山，田里、路边常见被狼食的残骸。
缙 云 19421945 运军、公粮，破坏丽永公路及县道，疏散物资及修建驻军营房等 90320
